白话版《明史》列传·卷一百七十一 原文

陈献章，字公甫，新会人。正统十二年(1447)乡试中举，但后来礼部会试落榜，随吴与弼讲学，仅半年而归，日夜苦读。自建“阳春台”，静坐其中，数年足不出户。后游学于太学，闻祭酒邢让和宋代杨时《此日不再得》诗一首，大加赞赏说“：龟山不如也。”(龟山系杨时别号)。这话传闻于朝廷，大家以为有真儒再出，因此陈献章名震京师。给事中贺钦听了献章的议论，辞官不做，宁愿去拜献章为师，献章归家后，四方来向他求学的日益增多。广东布政使彭韶、总督朱英都向朝廷推荐。朝廷召他至京接受吏部考试，献章虽至京师，但多次拒绝参加考试，上疏恳求回乡颐养天年，朝廷只得授与他翰林院检讨的头衔，放回故里，以后又有人多次推荐，而他始终不肯出来做官。

献章之学以静修为主，教授学生正坐静心，从静中悟出个道理来，有人劝他著书立说以传后世，他不置可否，曾说：“我二十七岁才拜吴聘君为师，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，也未得其门而入，直到回到家乡新会之白沙里，专心致力于学习方法，也还是一无所得。于是舍繁求简，长时间静坐，然后才有所悟，致使日常言行虽随心所欲，也不越出规范，有如骥马御勒一般。”可见其学有独到之处。正如有人所评价的那样，献章的学问中有鸢飞鱼跃之乐。兰奚谷姜麟称献章为“活孟子”。弘治十三年(1500)卒，享年七十三岁。万历初年供于孔庙，受人祭祀。追谥文恭。

娄谅，字克贞，上饶人。少年时有志于研究宏伟独到的学术。闻吴与弼在临川，便去向他求学。有一天，与弼种地，召谅去看看，并对他说，学者须亲自做一些琐细的事。谅平素豪放不羁，从此以后有所改变，虽洒扫房屋台阶之事，也必亲身去做。

景泰四年(1453)乡试中举。天顺末年选为成都训导。不久告假回家，闭门著书。著《目录》四十卷，《三礼订讹》四十卷。他认为《周礼》所记都是天子之礼，是国礼；《仪礼》所述皆公卿大夫及士庶人之礼，是家礼。把《礼记》作为前二经的解说，其内容附于各篇，如《冠礼》附《冠义》。不可附各篇者，各附一经之后。不可附于一经者，总附于二经之后。诸儒对三礼的解释有牵强附会者，则以二程的有关议论进行批驳。著《春秋本意》十二篇，不采用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的事实，认为“：是非必待有三传而后才明白，那么《春秋》就可以成为不必要的书了。”其学说认为：收回放纵之心是为了达到独慎之入门，勿忘勿助是独慎的主旨。当时胡居仁批评娄谅的学术思想近于宋代的陆九渊，后来罗钦顺也认为类似禅学。王守仁少年时也曾受业于娄谅。

夏尚朴，字敦夫，广信永丰人，娄谅的弟子。正德初年，尚朴赴京会试，见刘瑾乱政，感慨地说：“时事如此，还求什么功名？”不参加考试就回去了。正德五年(1510)，刘瑾被诛。六年，尚朴中进士，授南京礼部主事。这年闹饥荒，尚朴条陈救荒数事。又调任惠州知府，上书弹劾自己，去职归家。嘉靖初，起任山东提学副使。后升南京太仆少卿，与魏校、湛若水等每日相互讲习学问。谏官弹劾大学士桂、萼，其中牵连到尚朴。吏部尚书方献夫为他辩白。不久称病辞官归家。其著作有《中庸语》、《东岩文集》。

贺钦，字克恭，义州卫人。少时好学，读朱熹与吕祖谦合撰的《近思录》，有所领悟。成化二年(1466)中进士，授户科给事中之职，随后拜陈献章为师。归家后绘陈献章的肖像行尊师之礼。弘治改元(1488)，因阁臣的举荐，起用为陕西参议。任命诏书未到，因母亲去世而上疏辞职归家守丧。同时疏陈四事：一、今日政务要事莫先于开经筵，当访求真儒为皇帝讲学，以治国之道来开导皇上。二、检讨陈献章，学术淳正，称为大贤，应以非常之礼起用他，或让他参预国家大政，或担任经筵讲官，以养君主的德性。三、宦官职掌，《祖训》规定不过洒扫宫庭，开关门户而已。而近来如王振、李吉祥、汪直等人，或参预国家机要，干预朝政，揽权纳宠，邀功生事，或引巫术邪道入宫；呈进淫巧之物，动摇皇帝治国安邦之心。误国殃民，以此为甚。宜戒谕未来，内不使他们干预此事，外不让他们镇守地方，掌握兵权。四、兴礼乐，以教化天下。奏疏万言。

正德四年(1509)，刘瑾清查辽东田亩，百姓惶恐不安，义州郡守又贪婪横暴，激起民变聚众劫掠，但他们相互提醒说“：不要惊动贺黄门。”贺钦闻知，急向他们讲明祸福，平息叛乱。

贺钦做学问不求广博，而是专读《四书》、《六经》、《小学》，目的是为日后亲身实践。他认为，做学问不必好高骛远，而在于戒慎，在于收回放纵了的心。终年七十四岁。

陈茂烈，字时周，莆田人。十八岁做《省克录》，认为颜渊之“克己”，曾子之“日省”，都是做学问的方法。弘治八年(1495)进士及第。奉使至广东，拜陈献章为师，献章对他讲主静之学。与张诩辩论而做《静思录》。不久，授吉安府推官，为考核官吏政绩而过淮，天寒无棉衣，几乎冻死。入朝任监察御史，袍服简朴，骑一疲马。人们望而敬之。

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归家奉养。家中除供养母亲所需物品外，连一床帷帐都没有。种菜、挑水，都是自己动手。太守听说他如此劳苦，特派二名衙役前去帮助他，三天后，他就将二衙役打发回去了。吏部念其家贫，任他为晋江教谕，使他可得俸禄以养家，他不肯接受。又奏请每月给他米若干。他上书说“：臣素来贫寒，衣食本来简朴，故臣母能安心住臣之家，而臣也得以避免贫苦。臣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廉洁，只是自己尽孝罢了。古人帮工背米，以养父母，臣还未贫到这等程度。母亲辛辛苦苦将臣养育成人，今年已八十六岁，来日不多。臣欲尽自己孝心尚恐不及，还要烦朝廷以官钱助我养母，实在内心不安。”朝廷不允许他的推却。茂烈在母亲去世后，也相继去世。

茂烈当学生时，韩文问林俊，莆田有哪些人物，回答说有从吾，即彭时。又问还有谁，回答说还有时周，并说“：与时周谈话，重病会立即消除。”对茂烈的器重由此可知。

湛若水，字元明，号甘泉，增城人。弘治五年(1492)，科考乡试中举。从陈献章学习，不乐于求功名，后奉母亲之命，入南京国子监。弘治十八年参加会试，学士张元祯、杨廷和为考官，看了他的考卷赞叹道“：不是白沙陈献章的学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。”列为第二名。朝廷赐他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这时王守仁正在吏部讲学，若水与他一唱一和，互相呼应。不久母亲去世，他在墓边守孝三年。建“西樵讲舍”。各地士子来求学的，先教他们学习礼节，然后听讲。

嘉靖初年入朝，陈奏《经筵讲学》疏，认为圣学以求仁为目的。随后又上疏道“：陛下初临朝听政，渐渐不能克制自己，左右近臣以声色邪教来迷惑陛下。大臣林俊、孙交等因不得治国安邦之法，而多辞官而去，实可寒心。切望陛下亲贤人，远奸佞，穷理讲学，以兴旺太平之世。”又上疏建议不要停止经筵讲学。第二年，进为侍读。上疏说：“近一二年间，天变地震，山崩水涌，饥荒不断，人自相食。圣人不是等到艰难困苦之时才去听取贤者的意见，明医不因为病情沉重无治而不用恢复元气的药。应广求能阐明先王之道的人，每日在文华殿为陛下讲学，以有益于圣人学说之发扬光大。”其后，调任南京国子监祭酒，做《心性图说》，以教导士子。拜礼部侍郎。仿《大学衍义补》而做《格物通》，进呈朝廷。后历任南京吏、礼、兵三部尚书。南京民俗崇尚侈靡，若水制定丧葬制度颁布施行。因年老退休，终年九十五岁。

若水在他一生所到之处，必建书院，以纪念陈献章。九十高龄还漫游南京。路经江西时，王守仁的弟子安福邹守益告诫他们的同仁说：“甘泉先生来，我们应当尊敬这位老人，而不要妄自讨教，更不要轻易妄与论辩。”若水原与守仁一同讲学，学术思想相同，后各主宗旨，守仁以“致良知”为宗旨，若水则以“随处体认天理”为宗旨。守仁说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。若水认为守仁的“格物”之说有四点不可信，还说：“阳明所谓的心与我所说的心不同。阳明所谓的心是存在于万物之中，无处不在，故他认为我的学说是主张求之于外。”当时学术思想分为王、湛两派。

邹守益，字谦之，号东廓，江西安福人，王守仁弟子。正德六年(1511)，科考会试第一，廷对第三，授翰林院编修。第二年告假归乡，拜谒王守仁，讲学于赣州。宁王宸濠谋反，他参与王守仁军务。世宗即位，始回朝居官任职。

嘉靖三年(1524)二月，世宗欲尊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，守益上疏表示不同意见。受到谴责，一个月后又上疏说：

“陛下欲尊重本生父亲之恩，屡令群臣会议商讨。群臣根据礼仪直言极谏，却受到指责。世上传说陛下是孝长子。古代曾元的父亲曾子病重，临终时，叫人把大夫刚使用的华丽竹席换掉，曾元则因爱父亲而不肯换。曾子批评他是姑息。鲁公以天子礼乐来祭周公，以表示对周公莫大的尊敬。孔子却叹息道‘：周公名声受到损害了。’臣希望陛下勿以姑息来侍奉献帝，而使后世有所叹息。

“且群臣引经证古，是希望陛下维护正统，这是为陛下着想，陛下不理解而责怪他们，说他们违反圣上旨意，不严肃庄重。臣考察历史，如冷褒、段犹之徒，当时所谓忠爱，后世斥为邪佞谄媚小人。师丹、司马光等，当时说他们欺蒙轻忽，后世都认为他们正直，敬仰他们。将来的人看今天的事，如同今天的人看待古代事情一样，望陛下不要怕改正错误，要体察群臣对陛下忠爱之心。信任他们，任用他们，把离职的大臣招回来，不使奸佞之徒动摇国家的大政方针，使宫中不和。

“昔日先帝武宗南巡，群臣相继上书谏阻，先帝大怒，岂不是说他们是欺慢皇上而可治罪。陛下在王府闻其事，必认为这是尽忠于先帝。如今陛下即位，能不容许群臣尽忠于陛下吗？”

世宗看了守益的奏疏大怒，诏令将守益下狱拷打，贬为广德州判官。守益在广德拆毁淫祠，建立“复初书院”。与学者在这里讲学。不久，调任南京礼部郎中。广德州人立生祠来纪念他。守益闻王守仁逝世，供立灵位，悼念不已。他每日与吕木冉、湛若水、钱德洪、王畿、薛侃等人讨论学问。任期满，政绩考核合格，回至京都，但立即称病归乡。

很久以后，被举荐起任南京吏部郎中，随后朝廷招为司经局洗马。守益因见太子年幼，不能出朝至其藩封之地，便与霍韬一道进呈《圣功图》。图中绘有自神农、唐尧住的茅屋，屋前土阶，至世宗在西苑耕田养蚕，共十三幅。世宗认为是在诽谤他，几乎得罪皇上，幸因霍韬为世宗所器重，才得无事。第二年，调守益为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。由于夏言一心要使他远离京师，故调他去南京掌管翰林院。御史毛恺奏请留守益侍奉太子，而被贬谪。不久，改任守益为南京国子监祭酒。皇帝祖庙遭火灾，守益陈请朝廷上下都要反省，并说：“殷中宗、高宗这样做了，化妖孽为吉祥，国运长久。”世宗大怒，削其职为民。守益禀性纯正。守仁曾引《论语》的话说：“有若无，实若虚，别人侵犯他，都不计较。谦之的修养已接近这境界了。”

守益在家乡每天讲学，四方向他求学的人接踵而至，学者称他“东廓先生”。在家居二十余年而逝世。隆庆初年，赠南京礼部右侍郎。谥文庄。

钱德洪，名宽，字德洪，后改字洪甫，号绪山，余姚人。王守仁自辞尚书职归还故里，德洪同数十人去拜门下求学。其后，四方学子相继而至。

嘉靖五年(1526)赴京会试，但未参加廷试便回家了。七年冬，同王畿赴京参加廷试，闻守仁逝世，便奔丧至贵溪。在讨论丧服时，德洪说：“我双亲尚在，不能为先生披麻戴孝。”王畿说：“我已无亲。”便着丧服。丧事毕，德洪与畿都归家，仍悼念不已。十一年，德洪中进士，官至刑部郎中。郭勋下狱，移交刑部定罪，德洪据供，判郭勋死罪，而廷臣想只判不守法度之罪，并妄说德洪不懂刑罚。皇帝也不愿处死郭勋。由于谏官的陈奏，奉诏反将德洪两次下狱。御史杨爵、都督赵卿也同在狱中，德洪一直为他们讲述《易经》。此后，被削职为民。

德洪被夺官后，周游四方，讲“良知”之学。当时士大夫都以讲学来沽名钓誉。而德洪、王畿都因是王守仁的高足，尤为人所尊崇。德洪对问题的思考不如王畿透彻，而在身体力行方面又比王畿强。最后畿入于禅学，而德洪还没有超出儒学的范围。

穆宗即位，复德洪官职，并进阶朝列大夫。不久退休。神宗即位，又升德洪官阶一级。终年七十九岁。学者称他为“绪山先生”。

王畿，字汝中，号龙溪，浙江山阴人。二十岁中举，后受业于王守仁。嘉靖五年(1526)考进士，但与钱德洪都未参加廷试而归。守仁征讨云南思州府与广西田州府，留王畿与德洪共同主持书院。其后守仁去世，二人经办丧事，归家后仍内心哀悼不已。这以后，才与德洪同登进士榜，授南京兵部主事，进为郎中。给事中戚贤等向朝廷举荐王畿，但夏言斥责王畿之学为伪学，剥夺了他的官职。畿称病归家。他曾说“：做学问目的在于认识事物，发现人的本性而已，办事有小错误，不足放在心上。”故为官难免冒犯上级，以不谨慎罪而被罢官。

畿被罢官之后，更加致力于讲学，足迹遍于东南，吴、楚、闽、越都有他的讲堂，年高八十还不肯停止。善于言词，所到之处，听者云集。每次讲学都杂有禅学，自己也不否认。学者称他为“龙溪先生”。

王艮，字汝止，初名银，王守仁为他改名艮，号心斋，泰州人。七岁在乡村私塾读书，因家贫不能读完。父亲做灶丁，冬天清晨冒寒去为官府服役，艮哭道：“为人之子，让父如此辛劳，还算是人？”于是代父服役。早晚向父母问安，十分谨慎。

艮专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，信口谈论，易为人所理解。有人听了他的言论，惊异地说：“多像王中丞的话。”艮去江西求见守仁，与他辩论许久，十分佩服，即拜守仁为师。第二天又有些后悔，仍坐在宾客席上，随即又心服，终于成为守仁弟子。随守仁回到他故乡余姚，叹息说“：我师阐发宏伟学说，为何传播不广！”回到家中自制小车北上，沿途对人大讲王守仁的学术思想，前来听讲的人成千上百。到达京师后，同学感到惊讶，隐匿了他的小车，要他返家。守仁闻知也不高兴。艮去拜见他，遭到拒绝，只得叩头认错。王守仁的弟子遍天下，都有爵位，有气派，唯艮是一介平民，但他名声反在其他弟子之上。其门徒之多与王畿相差无几，学者称他为“心斋先生”。王艮的学术思想比其老师更加高远。

欧阳德，字崇一，泰和人。刚二十岁就乡试中举。后去赣南，拜王守仁为师，两次不参加会试。嘉靖二年(1523)，会试策问中有诋毁王守仁的意思，德与魏良弼在考卷中坦率地阐发老师的学术，但不偏袒，结果进士及第，授六安州知州。他在六安建立了“龙津书院”。聚集生徒讲学。后调入北京任刑部员外郎。嘉靖六年，诏令选择朝中有学问和有德行者为翰林，于是改德为编修。后调任南京国子监司业。设置讲亭，集国子生与四方学者在那里论道。不久，改任南京尚宝卿。随后，召入京为太仆少卿。为便于奉养父母，又调任南京鸿胪卿。父死，守孝期满，仍留家奉养母亲。此时，与邹守益、聂豹、罗洪先等每日讲学。其后，被荐举起任原官，又转任吏部左侍郎兼学士，掌管詹事府。

母亲去世，归家服丧，期未满即起用为礼部尚书，但等到服丧期满才赴任。当时，迟迟不立皇太子，因为世宗相信陶仲文的“二龙不相见”之说，讳言立皇太子之事。德恳请建储。世宗诏令裕王出京至其分封藩地，并于同日完婚。德则认为太子不应出京。世宗不许。德奏道“：《会典》关于婚礼中说，太子结婚曰‘承宗’，分藩诸王结婚曰‘承家’。今裕王是承宗还是承家？”世宗不高兴地说：“既然是王礼，自有典章制度。如你所言，何不册立裕王为太子？”德立即准备册立礼仪。帝更加不高兴，然知德的忠诚，便原谅了他。裕王的母亲康妃杜氏死，德奏按成化朝纪淑妃的成例丧葬。帝不从。

当时，德与徐阶、聂豹、程文德都是饱学之士，居显要地位。他们集四方名士于灵济宫，共同讨论“良知”之学，聚会者有五千人。都城讲学以此为盛。

德风度温和，学问讲求实际，不尚空谈。皇帝很晚才了解他，将任用他掌握大权时，德却突然去世。赠太子少保，谥文庄。

罗洪先，字达夫，吉水人。其父罗循，历任兵部武选郎中，镇江、淮安知府，徐州兵备副使。

洪先年幼时慕罗伦的为人。十五岁读王守仁《传习录》，非常喜爱，欲去从王守仁受业，父亲制止了他。于是，改拜同乡李中为师。嘉靖八年(1529)中进士第一名，授修撰，立即告假归乡。岳父太仆卿曾直高兴地说“：吾婿成大名了。”洪先说“：儒者的事还有比这大的。进士第一，三年就有一人，何足为喜。”洪先孝敬父母，父亲每次请客，他都站在一旁依次斟酒、拂席。不久父丧，在墓边，以草为席，土块为枕，蔬菜为食，守孝三年。继母死，也是如此服丧。

嘉靖十八年(1539)，选任宫中官员，召拜春坊左赞善。第二年冬，与司谏唐顺之、校书赵时春，上书奏请明年岁首祭太庙之后，皇太子出御文华殿，受群臣朝贺。当时，世宗称病不临朝，讳言太子临朝事，见洪先等人的奏疏，大怒道“：是料定朕一病不起！”亲手下诏谴责他们，并剥夺三人官职。

洪先归家后，更加钻研守仁的学说，而安于淡泊生活。他考图观史，凡天文、地理、礼乐、典章、河渠、边塞、战略战术、阴阳、算术等等，无不精通。至于人才、吏事、国计、民情都加访察。认为“：如果有一日为官，这些都是我要做的事情。”本县田赋一向有不均之弊，他呈请官府，要使百姓合理负担。官府将此委托于他，他便细心调查，清除了弊病。饥荒年月，他写信给郡守，得粟数十石，亲自与友人同去赈济饥民。流寇侵入吉安，知府张惶失措，洪先为他策划战略，使寇撤走。洪先素与唐顺之友好，顺之应召出仕，想约他同去做官，严嵩与他同乡，也准备起用他，都被他拒绝。

洪先虽崇信“良知”学，但未曾向守仁登门求教，总是以《易大传》所云“寂然不动”、周敦颐的“无欲故静”的主题思想来教导学人。他说“：读书人要学经邦济世，须以无欲为本，只有无欲才能出来治国，才能见识深远，精力充沛。”王畿认为良知本于自然，不借丝毫人力。洪先则不以为然，认为“世上岂有现成的良知者？”他虽与畿友好，但二人观点始终不同。山中有一石洞，过去是个虎穴，洪先移住在里面，命名“石莲”。在那里谢客静坐，三年不出户。

隆庆初逝世，赠光禄少卿，谥文庄。

程文德，字舜敷，永康人。初受业于章懋，后追随王守仁。嘉靖八年(1529)，与罗洪先同登进士。洪先第一，他第二，授翰林编修。因同年进士杨名弹劾汪钅宏，他被株连下狱，贬为信宜典史。钅宏罢官后，他被调任安福知县，后升兵部员外郎。父亲去世，他在墓侧守丧，三年不入室。服孝期满，起任兵部郎中，后升广东提学副使。但未赴任，又改为南京国子祭酒。母亲去世，服孝期满，起任礼部右侍郎。俺答侵犯京师，文德分守宣武门，将避难乡民都迁入城内。调任吏部左侍郎，随后，改掌詹事府。

嘉靖三十三年(1554)，在西苑任职。所撰青词，颇有规劝皇帝的意思，世宗怀怨于心。有人推举他为南京吏部尚书，世宗怀疑文德是要远离他，故而命调南京工部右侍郎。文德上书辞职，并劝帝享安静和平之福。世宗认为是在讥笑他，而将文德削职为民。文德归家后，招收学生讲学。死后，因家贫不能置寿衣入棺安葬。万历年间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文恭。

吴悌，字思诚，金奚谷人。嘉靖十一年(1532)进士。授乐安知县，后调宣城知县，召入朝任御史。十六年，应天府进呈录取学生试卷，考官评语失书名，学生策问答卷多讥讽朝政。世宗大怒，逮考官谕德江汝璧、洗马欧阳衢，诏令下狱，贬官，知府孙懋等交南京法司惩处，停举子会试。悌为举子请求宽恕，因而也被诏令下狱，后出京巡视两淮盐政。海水淹没通州、泰州民舍，悌先以漕运粮食赈济，后奏报朝廷。不久，因病辞归故里。后还朝奉诏巡按河南。伊王典英骄横，但怕吴悌，致书称悌为友。悌回信说：“殿下是天子的亲藩，悌不敢为友。悌是天子的朝臣，也不是殿下之友。”伊王更加怕他。

夏言、严嵩都是吴悌的同乡，掌握朝政，众官都去拜见，看夏言穿着新做的官服，争着上前去恭维主人，而悌却站着不动。夏言问他何以如此，他从容地回答说“：等他们谈一会儿，然后我请示政务。”言的神色为之一变。严嵩专政，悌深恶痛绝，称病不出，居家达二十年之久。嵩垮台后，才起任原职。一年后，升为南京大理寺卿。当时吴岳、胡松、毛恺这些年逾花甲、久负声望的老人都是大理寺副卿，与悌并称“南都四君子”。隆庆元年(1567)，升悌为刑部侍郎。隆庆二年逝世。

悌崇信王守仁的学说。万历年间，其子仁度奏请朝廷抚恤。吏部尚书孙丕扬认为“：悌是理学名臣，不能按平常规格抚恤。”于是援黄孔昭的先例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文庄。他家乡的人为他建祠，与陆九渊、吴澄、吴与弼、陈九川一同祭祀，称为“五贤祠”。学者称悌为“疏山先生”。

何廷仁，初名秦，字性之，雩都人。禀性温和敦厚，待人接物，满腔诚意。而同乡黄弘纲则相反，很难接近，对人从来不是和颜悦色，然而两人的志向、德行却相同。廷仁起初仰慕陈献章学说，后来从弘纲那里得知王守仁的学说。守仁征讨江西南安府桶罔时，廷仁去军中求见，拜他为师。嘉靖元年(1522)，乡试中举后，又随守仁去浙东。廷仁治学立论平实。守仁死后，有人做过高之论，廷仁立即说“：这不是我老师的话。”授任新会知县后，他先去献章祠祭祀后，才到职视事。他注重宽政简刑，受到士民的爱戴。升南京工部主事，分管仪真，在征收芜湖税时，不私占一钱。任期满，即退休。

到守仁家求学的经常有数百人，来自浙东、江西的最多。其中善于阐发老师学说的要数黄弘纲、何廷仁、钱德洪、王畿。当时有人说：“江有何、黄，浙有钱、王。”然守仁的学说传至山阴、泰州者，流弊无穷，只有江西多注重实践。

王时槐，字子植，安福人。嘉靖二十六年(1547)进士，授南京兵部主事。后历任礼部郎中、福建佥事，直至太仆少卿，后降为光禄少卿。隆庆末年，出京任陕西参政。张居正执政时，在京官的考核中罢官归家。万历年间，南赣巡抚张岳上疏推荐，吏部也上疏说：“京官六年考核一次，这是祖宗定下的制度，若当政者罢了某人的官，不到一定时候不举用，这叫作‘闰察’。时槐现在闰察之中，群情不服。请召回时槐，且永远停止闰察。”皇帝同意。许久之后，陆光祖掌管选拔官吏事，起用时槐为贵州参政。不久，即升为南京鸿胪卿，又进为太常寺卿。时槐都未赴任。

时槐拜同县刘文敏为师。做官后，向四方学者求教，自己说终无所得。五十岁时被罢官，经自己亲自实践，才明白事物的变化和新生事物的产生，并不随人们的思想而产生和灭亡。学者要认识其真理，应从“慎独”入手。他在论性中说“：孟子的性善之说，决不可改变。假若性中本无仁义，则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由何产生。人们办事接物，做得好就心安，否则心不安，这不性善又是什么？”还说“：居敬、穷理，二者不可偏废。扼要地说，居敬二字可包括一切。从居敬能明白一切事物而言，居敬就是穷理。就是思考、探索、讨论，也是居敬中的一部分。敬包括一切，敬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事。”终年八十四岁。

许孚远，字孟中，德清人，受业于同乡唐枢。嘉靖四十一年(1562)进士，授南京工部主事，随即改为吏部主事。其后，调北京吏部主事。吏部尚书杨博讨厌孚远讲学，乘考核京师朝官之时，将浙江的官员罢除了几乎一半，而杨博的家乡山西无一人罢黜。孚远在背后议论此事，杨博不高兴，孚远便称病离去。隆庆初年，内阁首辅高拱举荐起用孚远为考功主事，出任广东佥事。他在广东招安了大盗李茂、许俊美等，并由他们擒拿倭寇七十余人，因功受赏，不久调至福建。

神宗即位，高拱罢职，张居正任首辅，计划驱逐高拱的党羽，因而再度考核京官。王篆为考功，诬陷孚远与高拱同党，贬为两淮盐运司判官。后历任兵部郎中、建昌知府。在建昌，闲暇时，招集诸生讲学，与贡士邓元锡、刘元卿为友。不久，由于给事中邹元标的举荐，提升为陕西提学副使，对贡士王之士以最恭敬礼节接待，并致书当政者，荐举之士、元卿、元锡。后来，这三人为朝廷征用，是由于孚远的举荐。孚远调任应天府丞，因李材的诉冤案而获罪，降官阶二级，由广东佥事再调任右通政。

万历二十年(1592)，升右佥都御史，巡抚福建。日本军队攻陷朝鲜，朝廷商议对日封贡事，孚远奏请谕令日本国王擒斩平秀吉，这个意见未被采纳。吕宋国酋长之子指控中国商人杀其父亲，孚远报告了朝廷，皇帝诏令斩杀凶手，厚赏来使。福州发生饥荒，百姓劫掠官府，孚远擒斩首领，平定祸乱。给事中耿随龙、御史甘士价等弹劾孚远，皇帝并不问罪。福建寺庙田地甚多，孚远将其十分之六没收入官有。又募民开垦海地八万三千亩，筑城建营房，屯兵防守，并请将此法推行到南日、澎湖及浙中之陈钱、金塘、玉环、南麂诸岛，均得到朝廷的批准。在福建三年，后调任南京大理寺卿，随即升兵部右侍郎，改左侍郎，又调任北京兵部左侍郎。行至中途被弹劾。他多次上书请求辞职返乡，最后才允准。在家数年而逝，赠南京工部尚书，后谥恭简。

孚远深信良知之说，而厌恶把良知之学引入佛学。任建昌知府时，与该府人罗汝芳所讲之学不合。在南京做官时，与汝芳门人礼部侍郎杨起元、尚宝司卿周汝登，一同主持讲座。汝登以性无善无恶为基本思想，孚远做《九谛》来进行辩驳，文中说：“文成公的宗旨原与圣人之徒无异，认为性无有不善，故知无有不良，良知即存在于未表现出来之前，其主论至为明白清楚。所谓‘无善无恶心之体’一语，是指良知未显现出来时寂静存在而言，止表明为一“静”字，与下面三句话连读才没有问题。如今说以心意知物，皆无善恶可言，这不是对文成学术思想的真正继承。”彼此争辩，意见更加不合。孚远在巡抚福建时，又与巡按御史陈子贞的意见不合，子贞督学南京时，暗示同僚收集材料弹劾孚远。随从孚远求学者有冯从吾、刘宗周、丁元荐，皆为当时名儒。

尤时熙，字季美，洛阳人。禀性机灵，但不合群。嘉靖元年(1522)，他正二十岁，乡试中举。这时王守仁的《传习录》刚问世，士大夫多极力排斥，时熙一看惊叹道“：道不就在其中吗？过去我致力于词章，是舍本求末。”其后，因有病在家调养。授元氏县教谕。父死守丧，期满改在章丘任职。一贯以良知之学来教育诸生。入京为国子监博士，徐阶为国子监祭酒。时熙常以不能面受守仁教导为憾事，闻郎中刘魁得守仁之真传，于是拜魁为师。魁因直言亟谏而被诏令下狱，时熙读书中遇到疑难便经常到狱中去求教。不久，时熙以户部主事之职在浒墅征税，课足而止，自己不私取一文。因挂念老母，请求归家奉养，从此不再出来做官，每天自我修养，良善待人，从不涉足官府。书斋中，设立守仁牌位，清晨起床便焚香膜拜，来向他求学的也令他们拜谒。晚年深恶一些学者尚空谈而忽视躬身实践，而且其行为越出规范，放纵不羁，故其议论针对所见的社会现象，不做空泛奇怪之谈。逝于万历八年(1580)，终年七十八岁。学者称他为“西川先生”。其弟子以孟化鲤最著名，自有传。

来知德，字矣鲜，梁山人。自幼品行优良，官府荐举为孝童。嘉靖三十一年(1552)乡试中举。双亲相继去世，他在墓边守孝六年，不饮酒、不食荤。虽守孝期满，由于想到未来及做官以俸禄养亲，因而终身穿孝服，吃素食，誓不见政府官吏。其学说以“致知”为本，以尽人伦为要。其著作有《省觉录》、《省事录》、《理学辨疑》、《心学晦明解》等。在其《周易集注》一书中，尤下功夫。自言对《易》学得最深。原在釜山建屋居住，闭门学了六年而无所得。后远至求溪山中深思了六年，才明白《易》中的卦象。又数年才懂得文王《序卦》、孔子《杂卦》的意思。又数年才明白卦变的错误。共费时二十九年才写出《周易集注》一书。

万历三十年(1602)，总督王象乾、巡抚郭子章联合上章举荐，特授翰林待诏。知德坚决辞谢。诏令以所任官职退休，地方官府每月给米三石，直到去世为止。

邓元锡，字汝极，江西南城人。十五岁丧父，十七岁行“社仓法”，对乡里贫民赈济。向同邑人罗汝芳登门求教，去吉安向有德行、有学问的前辈求学。嘉靖三十四年(1555)乡试中举，又从邹守益、刘邦采、刘阳等这些素有声望的学者讨论学问。后不参加会试，闭门著述时达三十年，对《五经》均有著述，广大精深，学者称他“谷先生”。

休宁的范涞为南城知县时，器重元锡。范涞后为南昌知府，万历十六年(1588)入京朝见皇帝时，向朝廷举荐元锡及刘元卿、章潢。南京国子监祭酒赵用贤也奏请聘用元锡，如以前聘用吴与弼、陈献章一样。朝廷旨令当地官府送元锡到部考试，元锡坚决不肯。第二年，御史王道显又举荐元锡、元卿，且请仿效祖宗征用的前例，不必送部考试。这时，元锡有病，朝廷诏令地方政府，待病愈送部，元锡仍未去。万历二十一年，巡按御史秦大夔又举荐二人，诏令征为翰林待诏。地方官府催他起程，但刚离家即卒。本乡人民称他为“文统先生”。

元锡之学，渊源于王守仁，但又不完全秉承守仁的学说。当时，心学盛行，认为感到世界空虚无物才是学问，否则就没有什么深奥之处。九容、九思、四教、六艺都是做学问的桎梏，元锡极力排斥。他生平博览群书，而归宗于《六经》。所著《五经绎》、《函史上下编》、《皇明书》，均流行于世。

刘元卿，字调父，安福人。隆庆四年(1510)乡试中举，第二年会试，在对策中，陈述当时弊政，主考官不敢录取。张居正闻后大怒，令当地官府告诫元卿，且派人秘密侦察，侦察的人反倒为他说情，因而获免。归家后拜同乡王守仁弟子刘阳为师。万历二年(1574)会试落第，从此绝意于科举之途，而以求道为事。后累被推荐，朝廷召为国子监博士。升礼部尚书，疏请皇帝早朝勤政。订正旧有的外蕃朝贡礼仪。不久，称病回家，致力于著述，撰有《山居草》、《还山续草》、《诸儒学案》、《贤弈编》、《思问编》、《礼律类要》、《大学新编》等书。

章潢，字本清，南昌人。父死服丧，哀痛欲绝。建“此洗堂”，联络同志讲学其中。纂辑群书一百二十七卷，名曰《图书编》。著有《周易象仪》、《诗经原体》、《书经原始》、《春秋窃义》、《礼记答刂言》、《论语约言》等书。随从他求学的甚多。多次被荐举。从吏部侍郎杨时乔的奏请，按陈献章、来知德的成例，遥授为顺天训导，当地官府每月给米三斗以供养家。卒于万历三十六年(1608)，年八十二岁。乡里人说，潢对人无论老少，口无非礼之言，身无非礼之行，交无非礼之友，目不看非礼之书，他们私谥潢“文德先生”。自吴与弼之后，元锡、元卿、潢，都蒙举荐征召，号称“江右四君子”。